（官僚组织，是马克斯韦伯描述的理性组织，有很强的去人性化特点。官僚，在日常交流中有更复杂的含义，往往带有主观的贬义，但是不是今天讨论的重心。）

以前比现在更没见过世面，总以为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东方明珠，经济发达，因此社会机构相对来说，应该比中央集权，计划经济，泱泱大国，初级阶段，要不那么官僚一点。这个错误的认识，一直到我呆够了三年亚洲最佳学府之后，基本确认。

有个儿子带着老父去医院看病，但是途中老父心脏病发，虽然离病诊室只隔了百米，但医护人员却无一愿意出来帮手。最后老父病故，人近中年的儿子泪水纵横，但却无人可以投诉。医院雇员只是按章办事，不救就不摊上责任，不会有事，要是好心救了，万一半路还是病故，就要被追究责任。一己之利和路人生命之间，已经被理性化制度化的医院雇员选择了前者。在这个高度理性的组织里，只有利益计算。医院不是为了救死扶伤，而是通过救死扶伤这个手段最大化自身的利益。

有个学生突然昏迷被送进重病房，作为专家的父母建议一个有风险的治疗方法，但是主治医生不知出于保守，还是为了避免过多的责任，坚持不愿意进行。整整一个月的保守治疗，生命最后的希望也被时光耗尽，于是年轻的生命定格在19岁。主治医生有没有尽力？我不是专家，无法判断，但是不管他有无尽力，在规章制度下，并没有错。

一旦承担了责任，就要为失败的结果负责。凡事避让，反而没事。我知道祖国的医院虽然制度不健全，所以有人钻制度的空子，但就是因为制度不健全，反而没有把人给变得过分理性化，医生可以钻空子让熟人先看病，但是也可以随时打破规矩让穷人不付钱先看病。人治的社会里，寄希望于人性的光辉；制度决定一切的世界里，放一个好人做那些事，放一个坏人也做那些事。

现状是对于普通老百姓和弱势群体来说，医疗的资源缺乏。那么到底是纯粹理性的制度来管理好，还是半吊子的人治加制度好呢？理性的制度下，你必须修改制度，才能改变现状。我认为医疗是不适合充分讨论的决策制度的，应该以专家集权来管制。在专业领域，强调完善的制度规范，面对突发事件，要允许个人对旧制度的挑战。不要每次等有了先例，才获得改善，有时候人知道怎么改善，但是就是非得等问题闹大了，大家都后悔了，才获得改善。

制度不应该惩罚突发事件的违规操作，个别情况甚至应该鼓励，不然每个制度里的人只有计算得失的选择，只能拒绝负责，只能做出一些空洞的承诺：

“XXX您好，我们已经收到了您的投诉，您的疑问我们将尽快处理”（写得真好，可进可退。）

“我们对本次事件表示高度的关注”（写得真好，我们只关注，行不行动就不知道了。）

当你做出了一个空洞的承诺，既显示了你的关怀，又不用负责，实在是一石二鸟。在这里经常看到这样空洞的承诺，而貌似热情的空洞承诺，结果往往就是让你在希望的等待中意识到希望的破灭。

其实责任分配明确的话，官僚体制也可以完美，但是责任分配永远都不可能明确，因为问题从来都是临时的，突发的，意外的，游离原有知识的，挑战常规的。假如最高决策不能做到亲历亲为，那么就请放权到下面，把自己变成一个个小的具有独立决策权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