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我不曾喜欢过香港，也没有厌恶过香港，香港之于我，是个什么地方？简单来说，这是个颇神奇的地方。二十岁的头脑，三年的亲身体验，外来观察者的视角，我只能略窥香港神奇之处的一小片，而这一小片中，以下是其中令我分外感觉神奇的地方。

年轻人不年轻

香港竞争激烈，社会压力大。年轻人早早背负重担，或养家糊口，或拼命读书。于是乎，有的人早熟，小小年纪，成绩斐然，待人接物成熟得体；有的人早衰，童颜华发，意志消沉，苦瓜脸一张张不得人见待。现实情况，得意者少数，不如意者八九，总是苦瓜脸的人多，睡眠不足的人多。无怪乎，有人调侃，香港人的精神就是“没有精神”。

老年人不老

同样受生活所使，香港的中老年人退而不休的，不在少数。我最佩服两类人：（1）学生会餐厅里盛两送饭的大叔；（2）薄扶林球场的老大爷。前者在午间匆匆人流中，微笑迎客，声音洪亮，盛饭动作之娴熟流程，手起饭下，分毫不差。最难得的是，那位大叔一直保持笑容，对于抱怨态度也保持良好，似乎工作忙反而是他一天最快乐的时候。而后者混杂在年轻人的队伍之中，纵然躯体不再强壮，动作不再敏捷，却也踢得兴致勃勃，让人不敢有丝毫轻视。满脸的皱纹，花白的头发，但是根本掩盖不住年轻的心灵。因此，香港的年轻人在重压之下，显得不那么年轻，反而显得无精打采。香港的老年人，反而在繁忙的工作和剧烈的运动中体现了自己的价值，成为这个活力之都的有力注脚。

实用主义的林子里也有人情味的树

香港的实用主义气息是扑鼻而来的浓香，令人难忘，也可令人不快。金钱至上的社会里，总会显得人情淡薄，但是香港的神奇之处在于，弱势残障人士在这获得了更多的照顾。视力障碍者，可以通过红绿灯设备的声响，知道灯的状态。行动障碍者，可以走特制的扶梯和通道。视力障碍，不妨你仕途，腿脚不便，不阻你成为学业翘楚的港大教授，也不断钱途，让你可以从一个憨居居的四眼小伙变成年入百万千万的四大合伙人。

细节!   细小…… 细碎@_@

香港的同胞们通达人情，又熟谙显规则社会的操作。或许是天然的狭小空间，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过于频繁，因此细节化的表现成为了特点。他们对于细节的执着，可以让粗心大意的你恍然大悟，但他们对于细小事物也会过于敏感地解读。过度社会化的他们，对于他人的一句无心之语，都可以惴惴不安上很久。他们爱八卦，喜欢凑在一起，开心地谈论名人和身边人的轶事囧事丑事，报章上也充满了犄角疙瘩的破事，比如谁走路断了腿，谁出门一掷千金。难得有深度些的评论，虽然经名人执笔，但小篇幅，小道理，言辞并不精炼，不过虽然少了浪漫主义的文艺色彩，倒是快人快语，简易明了。

老杰同志闯荡乐坛多年，是真正的天王级人物，全球之内可谓无人能出其右，近期因病终结了自己多彩多姿的五十载的生命。五音不全的我，不是他的粉丝，但对成功者往往抱一分基本的敬畏。随便一翻几个老杰的作品，说实话，我不懂那颤栗到底妙在哪，也不懂太空步为何风靡全球，就是听他的歌声，有的喜欢，有的一般，倒是每次现场演唱会，那山呼海啸，那歌迷疯狂，那看得我目瞪口呆。

一个问题就开始悬在我脑中，点解老杰能那么火？有人说，他恰到好处地用MV这种形式，创造出来了伟大的音乐形式。就好比，别人还在用收音机，你却看上了彩电。换句话说，科技提供了文化娱乐产业的新平台，老杰同志慧眼识珠，有效地通过这个平台，将自己的流行音乐通过电视屏幕传递给全家万户疯狂的孩子们。换句话说，老杰是个音乐元素组织家，对流行元素敏感的他，把外部环境中最有利他的因素，都为他的音乐服务。老杰的个人才华也是不可磨灭的，一个人出一部优秀的作品是个体灵光一现，一代人出一系列作品是满足人心所向，一个人出一代优秀的作品，你说他一点天才都没有，困难得很。老杰已然成为业内的丰碑，关于他在流行音乐的地位，无需赘述。

也许歌迷在等待下一个老杰级别的巨星，但是老杰必将不复存在。老杰就是老杰，真正的高度是不可复制的。要么就东施效颦，要么就开创全新的高度。沿着老杰曾经走过的成功之路，也许那位未来的巨星，会在音乐创作上进行史无前例的融合，会在音乐风格上产生独一无二的突破，会在传媒形式上开拓独具匠心的创新。不管未来怎么变，世界大势，局面变迁，于是呼唤巨星的出现，而巨星又恰好在那一刻，以那样一种方式出现了，于是趋势造就了英雄，而当英雄成为了英雄之后，他以他的个人方式反过来深深影响了创作他的局势。

但是英雄也会走到风口浪尖的，不知是出于偏见，还是出于私利，或者纯粹是这个过于复杂的世界容忍不下一个纯粹的音乐人，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指责和质疑。老杰的死，让人们认识到，诚恳地解释，慷慨的辩解，反而不能让无辜者更无辜，倒是死亡，这种永久的沉默，激起了愤怒和哀嚎。突然之间，有人纷纷说，其实他不是换肤，而是白癜风，其实他不是娈童，而是小孩受父亲指使在诈骗。若不是他的死，一下子炸出了这信息，我还真以为，那是一个换肤又娈童，跳着诡异舞步的怪大叔。

就好比卢武铉的死，原本暴风疾雨的指责换成了普遍的同情。同样的，西方世界里一个名人的死亡，也唤起了一个不相关的东方人的深深同情。在死亡这个维度上，出现了一个诡异的东西方文化契合点。我觉得一个歌迷说得好，一个心灵不纯的人，是难以创作出Heal the world这样的作品的。整个世界都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直到把人逼死了，才醒悟过来。但或许这样的人就不适合这个小人的世界，还不如让老杰走好，或许在另一边的世界，有别样的精彩。

（官僚组织，是马克斯韦伯描述的理性组织，有很强的去人性化特点。官僚，在日常交流中有更复杂的含义，往往带有主观的贬义，但是不是今天讨论的重心。）

以前比现在更没见过世面，总以为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东方明珠，经济发达，因此社会机构相对来说，应该比中央集权，计划经济，泱泱大国，初级阶段，要不那么官僚一点。这个错误的认识，一直到我呆够了三年亚洲最佳学府之后，基本确认。

有个儿子带着老父去医院看病，但是途中老父心脏病发，虽然离病诊室只隔了百米，但医护人员却无一愿意出来帮手。最后老父病故，人近中年的儿子泪水纵横，但却无人可以投诉。医院雇员只是按章办事，不救就不摊上责任，不会有事，要是好心救了，万一半路还是病故，就要被追究责任。一己之利和路人生命之间，已经被理性化制度化的医院雇员选择了前者。在这个高度理性的组织里，只有利益计算。医院不是为了救死扶伤，而是通过救死扶伤这个手段最大化自身的利益。

有个学生突然昏迷被送进重病房，作为专家的父母建议一个有风险的治疗方法，但是主治医生不知出于保守，还是为了避免过多的责任，坚持不愿意进行。整整一个月的保守治疗，生命最后的希望也被时光耗尽，于是年轻的生命定格在19岁。主治医生有没有尽力？我不是专家，无法判断，但是不管他有无尽力，在规章制度下，并没有错。

一旦承担了责任，就要为失败的结果负责。凡事避让，反而没事。我知道祖国的医院虽然制度不健全，所以有人钻制度的空子，但就是因为制度不健全，反而没有把人给变得过分理性化，医生可以钻空子让熟人先看病，但是也可以随时打破规矩让穷人不付钱先看病。人治的社会里，寄希望于人性的光辉；制度决定一切的世界里，放一个好人做那些事，放一个坏人也做那些事。

现状是对于普通老百姓和弱势群体来说，医疗的资源缺乏。那么到底是纯粹理性的制度来管理好，还是半吊子的人治加制度好呢？理性的制度下，你必须修改制度，才能改变现状。我认为医疗是不适合充分讨论的决策制度的，应该以专家集权来管制。在专业领域，强调完善的制度规范，面对突发事件，要允许个人对旧制度的挑战。不要每次等有了先例，才获得改善，有时候人知道怎么改善，但是就是非得等问题闹大了，大家都后悔了，才获得改善。

制度不应该惩罚突发事件的违规操作，个别情况甚至应该鼓励，不然每个制度里的人只有计算得失的选择，只能拒绝负责，只能做出一些空洞的承诺：

“XXX您好，我们已经收到了您的投诉，您的疑问我们将尽快处理”（写得真好，可进可退。）

“我们对本次事件表示高度的关注”（写得真好，我们只关注，行不行动就不知道了。）

当你做出了一个空洞的承诺，既显示了你的关怀，又不用负责，实在是一石二鸟。在这里经常看到这样空洞的承诺，而貌似热情的空洞承诺，结果往往就是让你在希望的等待中意识到希望的破灭。

其实责任分配明确的话，官僚体制也可以完美，但是责任分配永远都不可能明确，因为问题从来都是临时的，突发的，意外的，游离原有知识的，挑战常规的。假如最高决策不能做到亲历亲为，那么就请放权到下面，把自己变成一个个小的具有独立决策权的组织。

（旧文“谷歌涉黄，政府该管还是得管”不意间引起关注，诸多回应和评论，除去个别不三不四的酸腔烂调，大部分还是非常启发人。顺便一写，新世纪，“和谐”到底应该怎么做。）

我这说的“和谐”不是全民隐私监控，也不是言论控制，而是单讲假如政府想在网络世界里扫黄，防止未成年人在没有家中监督的情况之下，到底怎么样做才合适。其实应该有很多种方法控制，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所想到最理想的方法，就是设立法规和政策，鼓励私营“绿坝类”软件公司的经营。注意，此绿坝非彼绿坝，但是很可能功能很类似，甚至很多私营公司的绿坝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做出来的软件还比不上那个绿坝，但是自由经济下，优胜劣汰，最终必然会有一批公司以其恰到好处的监控和优良的软件质量赢得大部分的市场份额。

不得不说，未成年人网络浏览监控，不是政府应该亲历亲为的领域。家长需要监控软件，但它不应该是政府指定，不应该是垄断经营，不应该还是计划经济的粗暴推行。未成年人网络监控，民间完全有能力可以做到，政府只需要规范相关公司的经验，注意保护软件厂商的知识产权，尽量维持公平竞争，减少垄断现象的出现，就已经是功德无量了。这是我认为的“和谐”的上策。

反复声明一下，我的观点是，目前的绿坝，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是个下策。如果时光倒退到计划经济，没有绿坝你可能还觉得奇怪。不去评论其他，光就这种计划经济的思维，招致网络舆论的批评，也都在意料之中了。我本人的判断是施政错误。但是我觉得需要一点耐心，毕竟这种思维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够够消解的，党国并非铁板一块，开明者不得不通过艰难博弈，才能逐步改善局面。

昨晚做了一个梦，发现珠三角都变成香港了，于是金融危机不再是金融危机，因为足够深厚的内陆基础，保证了传统工业的继续发展，而一直限制香港的“高房价”，也不再是高房价，因为珠三角都成为了东方明珠，那些造成高房价的历史原因也因为广大的地理而稀释了。当然，都是香港的珠三角可能就自立门户了，都是香港的珠三角可能就收不回来了，毕竟是一个梦幻。

不过，香港和深广的经贸合作，确实是更加频繁了。这种合作，是否已经完全利用了？我看未必。珠三角可以建立经济共同体，通过自由的体制，进行经济政策的统一调度。港商有时候不了解国家的大政府，内地市场有时候对香港的产业不感冒，因为大家只是在合作，都把对方当外人。限于政治和法律的问题，我们可以搁一搁，但是经济共同体，现在时机已经越来越成熟。

历来香港从渔村到贸易重镇，一直隶属粤广附近的区域管辖，但是自从它被英国占领以后，获得了一个独立地区的地位。正好在世界经济发生变革的时刻，这样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里，它摆脱了华人政治体制在那个关键时刻遇到的束缚，经济地位不断地攀升。然而香港毕竟太小了，一个地区的发展跟周边息息相关，更何况香港是一个贸易中心，天天跟周边发生贸易，必须有一个实体经济作为基础。几十年前开始，香港依靠自己的实体经济基础，如今经济大衰退，香港已经成功地把很多实体经济转移出了本地，但是由于缺乏一个广大的腹地来支撑更快速的发展，近年香港的经济显然是遇到了瓶颈。香港的支柱产业，金融，贸易和旅游，无一不是伟大的突破，但也无一不是狭小地理限制下的产物。

在地理受到局限的时候，雄心壮志的香港要发展资讯科技，但却不巧碰到了互联网泡沫。也许我们挨踢人(IT guy)要感谢这场灾难，因为这样一场挫败，可以让人们更冷静，让资讯科技发展得更稳更健康。这场失败，不仅仅是因为政策的失误，也因为现实地理的局限。因为资讯科技，是人才资本密集的行业，所以必然成为地少人多的香港的选择，必然成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方向，必然成为重要的经济元素之一。香港政府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之下，提出了发展教育、医疗、检测及认证 、环保、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等六大产业，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但另一方面，也是戴着镣铐跳舞。这条镣铐就是，香港经济的大腹地，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法律思想的领导之下。

现实地看，政治法律的壁垒不能短期突破，也不应该短期突破，而应该逐渐寻求转变，以求稳定中获得发展。两广地区和香港在本土文化上，一衣带水，两地人民沟通语言没有障碍，而且交流越来越通畅。当政治的地理有墙隔着双方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寻求经济地理上的大胆突破和创新。